难以言尽的张爱玲
--张爱玲百岁诞辰纪念感言
2020，中国的庚子年，是张爱玲百岁冥寿的纪念年。华人圈包括中国大陆照例涌现出各种有关她的纪念文章、专题讨论等活动。以张爱玲作品在汉语文学的地位看，这是恰当也应该的。
但笔者注意到，相当多谈论张爱玲的网文系东拼西凑而成，扫描某些博主的文章，我敢说他们未曾认真、耐心地读过张爱玲的大部分作品、书信及探访等第一手资料。
那为何这些博主能洋洋洒洒写出那些深受广大“张迷”喜爱的张爱玲话题网文呢？这就该拜当今的互联网、搜索引擎之赐了。流行博主写文章，大抵可基于其希望表达与渲染的话题，利用关键字进行全网搜索，找到合乎自己需要的内容，然后裁剪、拼贴。因此，要写出流行文章，基本条件是学会关键字搜索与“COPY & PASTE”，加之一点点网络营销技巧（参见拙作《如何“经营”微信公众号》），若该博主还具备一定的文学素养，那简直就可成“某网站名博”了。
看官或以为笔者刻薄，此实乃予网络阅读中的“切肤之痛”。前段时间看到墙内“今日头条”推送一篇有关鲁迅母亲的热文，题为《鲁迅生母：一手培育周氏三杰，为何鲁迅病逝后她说“死得不算冤”》，太吸引眼球了！我还以为是最新考古发现鲁迅线索--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发现杨开慧同志藏着墙壁内的书信。可扫视几眼，发现标题是裁取鲁母原话之后部分，典型的“标题党”行为了。这也罢了，可文中主旨却强调鲁母如何破除科举迷信，毅然送儿子远离故乡到南京读新式学堂的壮举，这就证明该文作者不仅是没通读《鲁迅全集》，就连鲁迅去南京求学的那几篇相关文章也未研读过。当年鲁迅不考科举，最重要的是家道中落，没钱，耗不起科举折腾。而新式学校费用低，加之一个周家族人叔父辈在该学堂任教。事实上，后来鲁母还曾让周作人参加过一次秀才县考，只不过落榜......
作为张爱玲，类似的“美丽误会”也不少，试举两例：
【她是名门之后，贵府千金，却骄傲地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
这段陈述的每句话基本都是事实，但却文意严重误导读者。现在看，大家都认为张爱玲是“名门之后”，但在她生活的年代，这个“名门”却不算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其实只要简单回忆一下：在49年后的中国，谁家父辈祖辈曾任国民政府高官，你认为他们是“名门之后”呢，还是“前朝余孽”之后？虽然，国民政府对待前朝官吏没有新中国那么强悍手狠，但李鸿章在当时普通人眼里就是个投降派卖国贼，一个割让领土、签订密约、收刮民财的千古罪人。至于张爱玲祖父张佩纶更是一位没实干能力的“清流”官吏，这从民国时期的野史小说可见一斑。张爱玲的祖上，在张爱玲生活的年代，实在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在四十年代报刊有关张爱玲的介绍中，如仅用“前清官吏”之后，就算上对她公平了。绝不会有美化她是“名门之后”的说法。也正因为此，张爱玲才尽量不谈自己的家族往事，自食其力呀......直到晚年，张爱玲在其解说家庭照片的《对照记》一书中说自己的祖辈：“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每个中国人，临死前，面对一个从不知晓的未来，总不免要回想自己的过去、自己的父母和祖先，即使宣称对自己是最没有思乡情节的中国人张爱玲而言，也不例。她最后补充：
我爱他们。这是一句压在张爱玲心底几十年的话。
【张爱玲参加中共上海第一次文代会，身着旗袍，看到其他女作家都穿着列宁装，就下定决心离开这个国】
这段说法也是流传在右派群体中非常有影响力的“段子”。似乎张爱玲洞若观火、冷静思考而毅然出走。这是一种有意无意地以结果来推测过去的宣传做法。事实上，当年最终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考虑的是如何融入新社会，建设新中国。国民党政府在战后几年的表现，可谓民心丧尽，除了极少数与国府卷太深的读书人外，绝大部分选择了留在大陆。甚至远在海外的那些高级知识分子，也是想方设法远涉重洋回到祖国。他们都希望从此开始建设一个民主、富强和均富的新中国。我们可以开出一长串这样的名单，如著名时事评论家《观察》主编储安平先生，他当年就极为冷静地判断：国民政府是自由多少的问题，共产党是有无自由的问题。但他还是留下来了。最主要的原因无非是不愿意背井离乡，而希望留下了建设家乡、建设国家。哪怕牺牲自己这代人，如果能换来后几代的幸福也值得。而相比以前的国民党政府，中共在对西方列强的态度上让广大知识分子扬眉吐气。体制内的中共党史专家杨奎松先生举过一个例子：在美国的化学家傅鹰先生解放初毅然回大陆，动因是1949年解放军渡长江的时候，炮击不听警告的英国军舰紫石英号。打了英国人，中共不仅不道歉，还接连发表言论痛斥英国政府，这让还在美国的傅鹰觉得特别解气。因此，留在大陆、回归大陆是当年知识分子的主流选择。
具体看张爱玲，她也曾做过巨大的努力来适应新社会。从时间上梳理，张爱玲是1950年的7月24-29日，在夏衍的关注下，参加首届“上海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当时的张爱玲身穿旗袍，外面罩着有网眼的白绒线衫，坐在会场的后排。此处大会夏衍为总主席；梅兰芳、冯雪峰为副主席（蓝色字体引自张惠苑编《张爱玲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下同）。随后，她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去苏北参加了两个多月的土改工作，回沪后在上海《亦报》上主笔“街头杂写”，该报则以“张爱玲先生”为之撰稿的招牌吸引读者。而她的《十八春》正在上海流行，一直到1951年2月11日才连载结束，轰动一时。更有意思的是，1951年11月4日至1952年1月20，张爱玲以梁京的笔名发表连载小说《小艾》，这是部反映“劳动人民”新旧社会不同的故事，张爱玲出国后从未主动提及，后被研究者发掘。这说明，从她独自身着旗袍参加文代会，到她申请到香港大学继续读书的至少一年半的时间里，张爱玲在一直努力融入新的环境，只是不太成功。除了她对新社会所要求的劳苦大众题材不熟悉外，还有新政权对于民间媒体、出版物的逐步侵蚀与限制，使得张爱玲无工可做、无文可发。改革开放后张爱玲姑姑张茂渊在接受张爱玲研究学者司马新先生的书面采访说：（张爱玲）1952年去香港的思想起源是当时在沪没有工作机会。这才是根本。
当然，有关张爱玲“看不惯不能穿旗袍而出走”的那段说法也不是没来由，张爱玲弟弟的晚年回忆录中有这样的描述：
那年（1952-笔者注）8月间，我好不容易回了一次市区，急急忙忙到卡尔登公寓找她。姑姑开了门，一见是我就说“你姊姊已经走了。”然后就把门关上了。
我走下楼，忍不住哭了起来。街上来来往往都是穿人民装的人。我记起有一次她说这衣服太呆板，她是绝不穿的。或许因为这样，她走了。走到一个她追寻的远方，此生再没回来。
张子静和姐姐的关系一般，他使用了“或许”来猜测姐姐的出走之谜，而被一群右派写手渲染称张爱玲的慧眼如炬看透中共本质。委实可笑。其实，如果当年上海有关部门在文艺战线的政策落实好一些，夏衍同志对张爱玲更关心一点，比如让她参加上影担任编剧，有个正式工作。也许，张爱玲就留下来了。
台湾有位研究张爱玲的作者曾批评某些写手与读者“只看评论，不读文本”。她批评的是哪些人？识者自知。其抨击的现象更是活生生的现实。试问，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些宣传张爱玲的流行网文中，有几位是悉心研读过张爱玲大部分作品与书信的人？不就是从各个评论张爱玲的文章中东拼西凑而成吗？如此一来，流弊丛生，待你看到的“张爱玲”就是经过这些写手咀嚼、剪裁过的张爱玲了。
因此，如对张爱玲有兴趣，读罢此拙作就即刻寻读张爱玲文字。如果还喜欢，接着捧读她的谈访、书信和友人回忆；不喜欢，也没关系。这不代表您没文化，毕竟张爱玲并非中国文学的全部。但，叶公好龙，转发那些似是而非的“张爱玲”网文，恐让这位文坛的祖师奶奶在太平洋彼岸底闻知而骇笑吧？
就我个人而言，是蛮喜欢张爱玲作品的，八十年代知道她的大名，九十年代才看到书，退隐职场后才开始慢慢细细品读她的小说、散文和书信。张爱玲的文字透着女性特有的敏锐与男女都罕有的冷峻和睿智--这些都完美地集合在她一个人身上，近百年来的女作家中恐怕只有萧红可与其媲美吧。我为张爱玲平生未能实现其“天才梦”、在西方文学界“比林语堂还要出风头”而扼腕叹息；为她未能过上“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后半生还辗转流离而黯然伤神；当然，也为她免遭同时代才女苏青的命运而额手称庆。
在她百岁冥寿之际，写几个字略表景仰。作为一个中华文字的阅读者，活在这纷乱的世上还不太寂寥，因“幸亏有她”。
2020.09.16-29为纪念张爱玲冥寿百岁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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