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梁袤书在汤山疗养院，一呆就是六个月，起初还有人来问这问那，三个月后，没人来问了，看书散步泡温泉，和高干病房几个老家伙下棋，就是一天的生活，也没什么限制，周末可以回家，但晚上须回医院睡觉，家里的人随时可以来医院看他，唯一的限制是离开医院须报告去向。
此刻，他正在离开医院去军区大院的路上，昨天，军区党委办公室突然通知他，军区领导要和他谈话。
梁袤书这一代人，历来生活简单，回不回家无所谓，过不过夫妻生活也无所谓，关键要有工作干。工作是他的精神支柱，这泡疗养院的生活，对他来说简直是活受罪，他几次向军区党委讨说法，都没有下文，联系了一些军区和总部的领导，总是安慰他要有耐心，要相信党委。对党内运动，他有足够的心理准备，1946年底发生的抢救运动，他被停职，带着刚刚结婚的妻子刘延平下放到基层，比现在苦多了，一样挺过来了。但是，如火如荼的解放战争，他只参加了后半程，直到辽沈战役才重新回到工作岗位。30年后，他又面临同样的境遇，眼看大批被整的老家伙重新回到工作前沿，国家又处在百废待兴的关健时刻，自己却袖手旁观，无所事事，实在是一种精神折磨。这倒不是因为他是个知识分子，对工作的渴望比别人强，对这些身居高位的人来说，在领导者的位置上施展身手的魅力，才是最大的吸引力。
进了党办，那些主任，秘书又迎上来和他打招呼，好像不久前避之不见的举止从没他们身上发生过，梁袤书见了心里难免有几声冷笑。和他谈话的是胡政委，一脸笑容地祝贺他审查结束，军区党委的结论是，梁袤书在上海钢铁基地工作期间，能坚定地贯彻党中央和军区党委的正确路线，抓革命，促生产，经受住了第十次路线斗争考验，很好地完成了革命与生产任务。
最后，胡政委又向他宣布了总政治部的调令，调他到上海警备区任职，具体工作接受上海市委安排。
从党办出来，梁袤书心情大好。他明白调他去上海工作，是彭冲背后斡旋的结果，在中国，给你一个新的位置，就表示对你的信任，表示信任，就要对审查做一个好的结论，过往所有的怀疑都在这个结论后面莫名其妙消失了，官场沉 浮的诡秘由此可一斑。
新中国成立后，梁袤书工作上最愉快的十年，就是50年到59年这十年，他带着部队在上海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当地建设，他熟悉上海，那是全国最有秩序，也是最讲究工作能力的城市，绝不像江苏，人浮于事，鼠目寸光。
梁袤书完好无损回到大院，令久以冷落的梁家门前又热闹了起来。兴冲冲赶回来的海生，还没捞到和老爸话说，就要先应付几个他意想不到的客人。当他推开客厅的门，看到的是一个依稀面熟，满头白发的妇人，身边坐着三个衣着寒酸，也是似曾相识的年青人，直到老爸说：“快叫曾阿姨好。”他才反应过来，满头白发的妇人是晓军的妈妈，另外三个，是罗晓军的三个哥哥。一番礼仪之后，他迫不及待地问起晓军，这一问，竟问出许多泪水。
“死了。”曾阿姨才说了两个字，就已泣不成声。
老大红军说：“晓军回到老家后，受不了如此大的变故，精神出了问题，成天躲在家里，也不和人说话，72年冬天，他乘家里人不注意，一个人跑出去，几天后才在长江边上发现了他的尸体。”
海生鄂然无语，他无法相信一个让他牵挂了近十年的人，重新听到他的名字时，竟然早已不在这个世界上了。72年，那年他才18岁啊。他意欲再问些什么，看着红军脸上的悲情，他无法开得了口。这个当年大院子弟中的一号硬汉，曾经是他的偶像，如今已被岁月的苍桑折磨的灰头鼠脸。
回到房间，海生颓然坐下，和晓军最后在一起的情景，一点一点地，又一点不漏地浮现在眼前。那是他陪晓军从学农基地回城，他清晰地记着，因连日的腹泻，晓军清秀的脸庞显出病恹恹的糜态，头靠在自己的肩上，还不忘自己打嘴仗，打嘴仗的内容，竟然还是政治，太可笑了，那时他们才15岁。
那天分手时，未分出胜负的他对晓军说了声：“去你的!”而晓军则朝他苦笑了一下，随后消失在家门里。这些年，那苦楚的一瞥，一直摇曳在记忆的海面上，没想到，它竟成为一个生命，一个发小的最后符号。
当他突然意识到，这个世上，能把晓军留在记忆里的，恐怕没有几个人时，叹息的泪水止不住地往外涌，他紧紧地闭上眼睛，竭力阻止泪水，却看见一座坟丘，孤立在滔滔的江水边。
他打了个电话给朝阳，把晓军的死讯告诉了他。小时候，他们三人就像一个组合，冲在最前面的永远是海生，让他停一停的总是晓军，因为晓军的话，他听得进，出鬼点子，推波助澜的非朝阳莫属。朝阳在电话那头沉默了良久才问：“什么时候？”“1972年”。“怎么死的？”“落入长江淹死的。”“不可能，他12岁时就能横渡长江了。”他们三人，晓军水性最好，朝阳其次，海生最笨，直到十三岁才敢进深水区游泳，那时他俩常为此嘲笑他，他不在乎，还陪他们一起笑。此时，他无法再笑，缓慢地对朝阳说：“还记得那年学农吗？我就觉得他的精神不太正常了。”又是长段的沉默，朝阳像是哭了，他没问，也没挂，然后听见朝阳说：“我再也不喜欢长江了。”
“我也是，再也不想见到它了。”
晚饭的桌上，海生从老爸的口中得知，军区已经给晓军的老爸平反了，全家重新迁回南京，按军级干部的遗属安置住房和子女的工作。
“平反有什么用，好好的一个家被弄得家破人亡。”刘延平听后，忿忿地说。
一直没吭生的海生，突然用不容置疑地语气说：“政治本来就是肮脏的！”
梁袤书听后，心里很有些不适，家里的孩子，极少用这种口气在他面前说话，尤其事关政治。他一阵干笑后，无可奈何地说：“不是纠正了吗？”
1976年10月之后，大道理迅速成了社会的笑话，尤其在梁家，政治审查的阴霾刚散去，正是小道理一统天下的局面，梁袤书作为大道理的代表，自然有口难辩。
就在这时，外面疯了一天的小燕风风火火地回来了，后面还跟着死党张苏。两人自然是饿了，可是推开饭厅的门，一看老爸还在饭桌上，说了两句话欲上楼去，梁袤书知趣地站起来说：“我吃好了，你们坐下来吃吧。”
他一走，饭厅就成了年轻人的天下。海生从张苏嘴里知道，她和小燕在同一个农场，正因为她先到了农场，小燕才要求去的，论环境，农场当然比不上城里，但重要的是，那儿有好朋友。
自从张苏上次帮海生拿回了自行车，海生见了她就特殷勤，生怕冷落了她。刘延平在一旁见两人无拘无束的样子，生怕儿子对张苏动了心思，插进来说：“忘了告诉你们一件事，丽娜元旦要结婚了。”
正在狼吞虎咽的小燕听了，差一点被噎着，好不容易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和谁结婚？”
“后勤部王副部长的儿子。”
“这也太快了吧。”作为丽娜的好朋友，小燕却毫不知情，不免怏怏地说：“我说她最近怎么没动静了。”
其实听到这个消息最尴尬的是海生，他虽然没吭声，心里却恨不得狠狠地扇上自己一个巴掌。可是，他还是不甘心地想证实一些自己也说不清的东西。他问老妈：“她现在还来我们家吗？”
他相信自己和丽娜之前的暧昧关系（如果有的话），除了他俩，谁都不知道，他甚至敢肯定，丽娜永远都不会承认。至于饭桌上的人，当然也不明白他问的意图。
老妈说：“和沪生不谈之后还经常来，来了嘴里还叫爸爸妈妈。你爸爸去疗养后，就不太来了。结婚的事，还是你王阿姨昨天在电话里说的。”
“王阿姨没说俩人什么时候谈上的？”有个老妹真好，小燕把海生想问的话抢先问了。
“没说，听总医院的人说，沪生和丽娜这边关系一断，那边相亲的人就没停过。她人长得好看，又是医生，还能唱会跳，喜欢她的人多着呢，偏偏沪生像中了邪似的，这么好的姑娘看不上。”
“人就长得一般吧。”小燕拉着长音说。
海生突然想到一件事，说道：“老爸去上海工作，最高兴的人应该是沪生。”他说到这卖了个关子，一看她们三个都等着他往下说，便得意地宣布：“沪生这几天正在谈一个上海女孩，她比丽娜漂亮多了，曾经是部队文工团的。”
这个消息无疑是个重磅炸弹，连与已无关的张苏，都瞪起了大眼，饭桌上三个女人，谁都想知道这个比丽娜漂亮的女人是谁。
“她叫陆敏，出身上海滩名门世家，据说爷爷还当过全国政协副主席。”海生说完就后悔了，沪生和陆敏才见了一面，虽然沪生喜欢陆敏显而易见，却不知道对方喜不喜欢他呢，自己这么快就嚷嚷出来，算不算犯贱呢。
果然，老妈立马就问他：“你怎么知道的，你见过她了？”
“前两天我和他一块去周建国家跳舞，周家大儿媳的妹妹，也就是上海警备区张副政委的儿媳，专门把她从上海带来介绍给沪生，沪生见到她后对只周建国说了三个字：就是她。我这辈子还没听他说过如此爽快的话。”
“他倒有先见之明，猜到老爸要去上海工作了，就立刻找了个上海对象。”小燕开心地调侃完又问海生：“陆敏长什么样子？”
“很标致的那种，身材又好，身高有1米67、68，很有教养，一看就是大户人家出生。”虽然陆敏在海生眼里，不像于兰兰令他有脸红心跳的感觉，但人长得美却是不争的事实。”
“我给他打电话，赶快叫他带回来看看。”小燕嫌海生介绍的不过瘾。
张苏在一旁打趣地说：“你赶紧求神拜佛，早点搬到上海，不就可以天天见了。”
海生听了问她：“你喜欢上海吗？”
“喜欢”张苏很干脆地说。在她心里，仅凭上海两字里有个“海”字，就会喜欢。
“她呀，比我还喜欢。上半年，我们俩去上海，在南京路上来回走了四趟，我都累死了，她还没逛够。”
一说到上海，三个年轻人满头是劲，叽叽喳喳把肚子里对上海的那点崇拜全报了一遍，说到兴奋处，海生忽然郑重地对老妈说：“我提议，这次打回上海，你劝劝老爸，再也别住在大院里了，找个独门独院住，又安静，又太平。你看人家朝阳和周建国家，住在外面多自由，在大院里，一举一动都被别人盯着。”
“对，我赞成，住在大院里，我带一个人进来还要查半天。”小燕说完，往张苏的碗里夹了一块鱼。
住在大院的诸多不便，刘延平当然清楚，这几年，能搬出去的都搬出去了，颐和路一带随便哪幢小楼都比这好。特别是这两天，大院里的人听说梁袤书到上海上任，还将带一批干部过去，家里的门槛都快被踩烂了。她曾经几次和梁袤书商量搬出大院的事，都不了了之。她心里明白，梁袤书是希望保持好的群众印象，丈夫的肩膀上除了扛着一家人外，还扛着家庭出身不好和知识分子两块黑招牌，一举一动都得小心翼翼，搬出去住独门独院，少不了很多人说你搞特殊，脱离群众。但是，海生说的也有道理，住在大院里，别人的眼睛都盯着你，说难听些，杀只鸡都被人四处传话。
她对两个孩子说：“我没意见，住在大院里，天天有人找我解决家属安置问题，我都快成大院专配的人事干部了。”
老妈一句话，把几个人都逗乐了，海生乘热打铁地说：“老爸都65岁了，也不可能往上爬了，总不能退休后还住在大院里吧。”
“就是，海生的话太有道理了。”小燕追加了一句。
“行啊，你们有本事去把他说服了。”刘延平用手指了指天花板。
《六》
梁袤书走马上任后没多久，梁海生的连长任命也下来了。用一句大实话来形容，叫做“一切都和真的一样。”
他这个连长，虽然在大多数人眼里，可谓“来路不明”，偏偏上面还要给他这个来路不明的连长多加了个头衔，由于指导员位置空缺，他又兼任了机二连的党支部书记。再加上全连现在的干部，几乎都是他推荐提拔的，所以，在机二连这一亩三分地上，他不费力气就经营的井井有条。
在他心里，这个连长当的真是好笑甚于得意，每当他抖起这点小小的威风，总会有大大的忧愁随之而来，回头一看，不知不觉这忧愁已经伴了他四、五年了。他没有一天不渴望能上大学，而这几年自己只能窝在小小的连队里，任凭青春在指间一点点逝去。只要一想起光阴的流失，他就会心痛，就会无比的彷徨，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和知识的世界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断层，跨过这个断层的唯一途径就是坐进课堂。否则自己一生将只能做一个匍匐在尘土里的蝼蚁，永远对着天空叹息。这不是他要的人生，他要的人生是遨游在知识的天空里，自由地探索所有令他迷惑的未知。
为此，他恨文革，恨那些让他失学的制造者，也恨自己至今还在无知的世界里徘徊。
然而，在现实里，偏偏人人都羡慕他如此年轻，就成了“半个皇上。”
就像这个冬日的早晨，太阳刚刚照在高高的城垛上，“半个皇上”成了城墙根下最威风，最忙碌的指挥者。
他带着连队出操回来，喊了声解散，刚松开腰间的武装带，姚广明就匆匆迎上来，那张婴儿脸此刻紧张无比，说道：“出事了，连长。”
海生平日里和他随便惯了，笑嘻嘻地盯着他说：“什么事啊？看你一本正经的。”
“一排一班丢了一支枪。”
海生当兵八年，还是头一回听到丢枪的事，肾上腺素一下就升到极限，两眼放着光说：“不会吧，锁在枪室里的枪怎么会丢呢？”
姚广明匆匆把掌握的情况说了一遍。
每天晚上，机二连在营区内放两个岗哨，一个守大门，一个是巡逻岗。今天凌晨最后一班的巡逻哨兵是一班副，这小子上岗后转了一圈，回去后把枪往床边一放，偷偷上床睡觉去了。天亮后他才发现枪没了，他也没吱声，趁连队出操之际，翻遍了宿舍，也没见到枪的影子，这才报告给了值班的姚广明。
听完事情经过，海生心里大致有数，这事十有八九是家贼所为。他吩咐姚广明去组织一排把全排宿舍里里外外搜一遍，同时命令一班副跑步到连部来。
一分钟后，一班副脸色煞白地出现在连部门口。
“进来吧，坐下，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一遍。”海生冷冷地说道。口气和表情与七、八年前教训他的连队干部没什么两样。
机二连上上下下都知道，这个高干子弟连长很少训人，一旦发起火来，能把人的胆吓破。一班副顺从地坐下，两腿在桌下不停地发抖，这个平日里很喜欢逞能的山东汉子，看着连长深沉的脸，心里直发毛。
然而，眼下的海生却是一点火气都没有，他是个每逢大事都很冷静的人，这并不是他的修养有多好，而是他从小就是个很专注的人，凡专注的人，当一件事值得他专注时，他就会格外的冷静，所有的注意都聚焦在事情的方方面面，哪儿还有闲心去发火。
“行了，我问你，你回答我。”海生看他那怂样，连训他的胃口都没有。
“你几点回到床上睡觉？”“四点不到。”“枪放在什么位置”“放在我的床靠过道一边。”“在你躺下睡着之前，宿舍里有人起夜吗？”“没有。”“在你巡逻时听到什么异常的响声或发生什么异常的动静吗？”“没有。”“今天早上班里的人有谁表现不正常吗？”“没发现。”
一班副前脚刚离开，沮丧的姚广明后脚就回来了。海生从他的表情上已经猜到了结果。“没道理啊，应该在营区里，”他嘟噜着抓起电话的摇柄，姚广明知道他的意图，劝说道：“是不是晚点打，再找找。”
这个电话，找到枪打和没找到枪打，结局大不一样，海生自然明白，他对姚广明说：“从发现丢枪到现在已经一小时，万一枪是被外面的人偷走的，出了事怎么办？”说罢，他摇通了营里的电话，向营长汇报了情况。
放下电话，他招呼姚广明一块去了现场。
在营区的西南角，是城墙的拐角，那里有一片树林，也是营区唯一不设防的地方，因为要想从那里进入营区，只有一个办法，从二十米高的城墙上下来。万一有人从那里下来偷走了枪，那他绝不是一般的人，后果绝对可怕，海生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万一”。
“都听清楚了，从宿舍边上开始，全排散开成‘一’字队形，穿过树林，一直搜到城墙根下，不要放过任何地方，包括树上树下，落叶底下，听到没有！”海生狠狠地问。听到战士们响亮的回答后，他喊了声：“开始”。
望着散开的队形，他对身边的姚广明说：“再找不到，只怕要下湖里去找了。”
此时的琵琶湖在晨晖下凌波荡漾，安祥地向远处舒展着。
视线稍停之后，海生又说：“量他也没这个胆子，他要是敢把枪丢到湖里，我就敢定他反革命罪。”
姚广明听了个糊里糊涂，不知道他嘴里的“他”是谁。
一圈找下来，依然是一无所获，真叫是一个人藏的东西，100个人也找不到。海生对身上沾着枯叶乱草的众人说：“其它人解散，一排长，一班长到连部开会。”
等在连部门口的副连长见他回来了，小心地问：“是不是先开饭，大伙饿坏了。”
“行，开饭前你宣布一下，现在开始一排的宿舍实行清场，谁也不准去。”
几个人在连部坐下后，海生单刀直入地问：“班里谁和班副有过节？”
一班长和一排长点了三个人的名字，都是南方兵。这个一班副是山东兵，喜欢和老乡抱团，还喜欢抬杠。这三个人的名字在梁海生脑子里一过，他就有数了。头一个，心直口快，常常会得罪人，但来得快，去的也快，不会记仇。第二个是老实巴交的浙西山里的兵，经常被班副奚落，但从藏枪报复的构思细节上看，他还没那个本事。这第三个叫赵长启，江西兵，高中生，有些文化，爱耍小聪明……。
心里有谱的海生把目光转向副连长，副指导员说：“你们谈谈，下一步怎么办？”
副连长是刚提上来的，习惯地说：“听你的安排吧。”姚广明自告奋勇地说：“我去一班做政治思想动员，争取藏枪的人能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主动交待。”
这么多年来，梁海生一听到讲大道理，心里就不以为然，记得去年干部部门考察他由副提正时，曾问他愿不愿意改行做政工干部，就是当指导员。因为上下一致反映他理论水平高，说话战士们爱听，他当时一口就拒绝了。眼下丢枪的事，只是一个单纯的事件，用不着上纲上线。可是姚广明既然提出来了，又不能不给面子，他想了个各行其是的办法。
“也好，你去一班召开班务会，发动大家提线索、谈危害、找教训，这叫敲山震虎，我呢找他们个别谈话。”
正说着，营长行色匆匆地来了，屋里的人刷地一下全站了起来。他劈头就问：“枪找到了。”
营长姓刘、名字很时髦—永贵。不过，他被叫这个名字时，大寨的永贵还是党外少年呢。他是江苏泰州人，也是个不好钻营，性情耿直的汉子。他接过递来的热茶，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听完海生的汇报说：“就按你们的计划进行，我，坐在这等结果。”机二连住在城墙外面，翻过这座600年历史的城墙，里面就是华东三省一市的军事首脑机关—南京军区司令大院。现在墙外发生了丢枪事件，他当营长的哪里还坐得住，接了电话就直奔机二连，看样子，找不到枪，他的屁股就钉在这了。
在海生的心里，营长是个不须提防的人，布置好各人该做的事，冲着刘永贵一笑：“那我就开始了。”
刘永贵看了看腕表，不知可否地“嗯”了一声。
一班一共10个兵去掉正副班长和三个刚才讨论到的人，剩下五个，海生请一排长逐一把他们叫进连部询问。问的要点是两个：一是凌晨4：30前后，有没有发现谁起来过，二是丢枪的事发生后，谁有什么不正常的举止。
一轮问话结束后，海生面前的本子上的疑点看似杂乱无章，却都隐藏着一个人的名字，他深深地吐了一口气，对一排长说：“去把赵长启叫来。”
从进门那刻起，赵长启就被屋里的气氛震摄住了，静静的屋里只有连长凛然的目光和连头都没抬只顾看报纸的营首长，无论是谁，见了这个场面，心里都会发怵。他强作镇定在连长指定的位置上坐下，脸上还能挤出巴结笑容。
“说吧，今天早上凌晨四点不到，你起来后做了些什么？”
赵长启蹑嚅着想说些什么，一抬头和连长的目光碰了个正着，到嘴边的话又咽回了肚子里。他低下头，却感到那目光依然锁定在自己的脑门上，就在这一瞬间，他放弃了之前设想的种种说词，怯懦地朝着那目光说：“我只有一个要求，我说了，请求连里不要处分我。”
他的话一出口，海生悬着的心就落了地，当一件事有了着落时，通常会心软，海生没好气的地对他说：“你先把事情说清楚，处不处分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我早上起来上厕所，看到班副的枪放在床边，人躺在床上睡觉，就轻手轻脚把他的抢拿去藏了起来。”
事情说穿了，其实很简单。
“枪藏在什么地方？”找了一个早上的一排长迫不及待地问。
“烧热水的炉子里。”
在宿舍和小树林之间的城墙下，连队砌了个冬天烧热水给大家洗脸洗脚的炉子，刚才搜查时，一排长专门去看过，于是，他肯定地说：骗人，我看过，那里什么也没有。
“我放在炉膛里了。”
一排长听了脸一红，谁会去查又黑又脏的炉膛啊，当着连长营长的面，他火又发不出来，海生见他样子难堪，便吩咐他去把枪拿回来。
当一排长把枪找回来时，连部里的问话也结束了，营长刘永贵从他手里接过裹满烟灰的枪说：它也算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了。
海生让一排长把赵长启带回去写检查，又叫来枪械员把枪拿去保养。这时姚广明匆匆回来了，进门就问：枪找到了？真是赵长启干的？怎么找到的？
海生看他猴急的样子，关上门，不无得意地做了个鬼脸说：问出来的呗。
刘永贵也被他的怪样逗乐了，看了看表说：“我是7点缺5分进门的，现在7点35分，正好40分钟，说说看，怎么认定是他的。”
“首先，从前5个人的谈话里，我们确定有人在4点之前起来过，虽然没人看到那人是谁，但有人说了起夜人的位置，在那个位置共睡了3个人，一个是班副的老乡，一个是新兵，还有一个是赵长启，其实，早上开饭时，有人看见赵长启是最后一个打饭的，根据我平日观察，他是一个到打饭时就冲在最前面的人，今天早饭又推迟了半小时，按他的饥饿习惯，他一定会冲在最前面，是什么让他改变了呢？”
说到这，海生客气地朝营长一笑，他担心对方会觉得自己在炫耀。
“分析的不错，说心里话，开始我还想你是不是在吓唬他，看来你心里已经有谱了，不错，我看你很合适去做刑警。”
海生一见营长如此高兴，进一步说道：我建议连队利用丢枪事件，开展一次纪律教育，从连到排到班，一直到每个人，来一次现场教育，该检查的检查，该纠正的纠正，他看到营长不住地点头，乘机把最后的想法也端了出来：关于赵长启，我希望以批评教育为主，看他在这次纪律教育中检查和认识的深度如何，先不急给他处分，你看行不行。
刘永贵心里雪亮，他兜了这么大个圈子，就是为了最后要讨自己这一句话。便笑着问：“你小子和赵长启有什么其他关系吧？”
海生脸色一整，说道：“我和他既不沾亲，也不带故，他给我的印象也不算好，我只是觉得轻易不要给处分，他才20岁，那玩意放进档案里影响他一辈子。”
海生是个揹过处分的人，那个压力有多大，他自己有数。所以这番话说得格外感人，刘永贵被他说得心里一软，开口道：“想不到你这个高平子弟还挺有良心的，这样吧，给不给处分，决定权在党支部，你们可以根据他对错误的认识程度和今后的表现再作决定，营里不给你们压力。”
“太感谢领导了！”梁海生咧看嘴夸张地说，一个早上累积在身上的压力，一风散吹。
别谢我，谢你自己，如果你在8点钟还没找到枪，我就要向军区战备值班室报告。一旦上面知道了此事，这个处分就跑不掉了，说不定不还止处分一个人。刘永贵闪烁其词地说完，起身往外走。
海生这才想起肚子很饿，赶紧追出去说：营长，吃完早饭再走吧？
“ 你把好酒留着，过几天我来喝。”营长摆摆手，头也不回地走了。
营长如释重负地走了，可故事还没完。
这个赵长启因过度惊慌，一夜之间竟发起了高烧，一时间，这个刚给连队抹了黑的人物，又成了大伙讥笑的对象。
机二连自梁海生执政以来就有个规矩，病号一律开小灶，小灶绝不是熬一碗粥，下一碗面为此简单，在听了卫生员汇报了赵长启的病情后，海生当即说：按老规矩，叫炊事班杀一只鸡，给他补养身体。
当炊事班长把连鸡带汤的盆子端到赵长启的床头时，这个江西老表哭得一塌糊涂，哽咽地说：“我真不是人！”弄的周围的人跟着他嘘于不已。
说来也怪，海生对站士近乎偏袒的爱护，全都是当年他跌了无数个跟头，以及无数的受虐体验中自然形成的，没有一丝作秀的意味，所以，他对别人感恩，也全不在乎。
此刻，他最在乎的是另一件牵动他和他的同代人的大事——恢复高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