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相信是一首歌》
（一）
1921年深秋的洛阳城，公鸡刚打鸣，军阀吴佩孚的军队，就已经在街上招兵征夫。此刻，正好有个流浪少年路过，他心想当兵管吃管喝，还有军饷，便大大咧咧地走上前说：“长官，俺愿意当兵。”于是这个刚满十六岁的少年，穿上“号子皮”扛起“东洋枪”，成了一名大头兵。他就是后来威风凛凛的解放军上将—许世友。
时间到了1969年冬，这时的中国，年轻人最好的选择依然是当兵（尽管此兵不是彼兵），不管是城里的，还是农村的，是梦想成为毛主席好战士的，还是盼望能吃上一口军饷的，是为解放全人类甘洒热血的，还是逃避上山下乡的，只要穿上了军装，他们的世界就会改变。
清晨，南京火车站，离候车大楼最远的站台上，缓缓地驶进了列脏兮兮的货车，大约它也为自己灰不溜瞅的身形有些害羞，丢下了一节闷罐车皮，就悄悄地开溜了。隔着一道道站台和站台上重重叠叠，绿白相间的水泥柱，没有人会留意那节闷罐车的存在，只有里面的人才在意自己的存在。
靠在车厢里一角的瞿中伦，睁开疲惫的眼睛，看到一线白光从门缝里透进，才知道天亮了，从离开家乡新沂到现在，火车行驶了足足一个漫长的冬夜，记不清中间停了多少站，疲惫的身体唆使他盼望这就是终点站—上海。
“哐当”一声，沉重的车门被打开了，带队的军官大声说道：“带好各自的行李，按顺序下车！”顿时，车厢里“哗啦啦”站起来近百号人。所有的人心里想的和他是同一个问题：“上海到了吗？”等下了车，排好队，才被告知，这儿是南京站，他们要在这换车去上海。
瞿中伦从来没有出过远门，他揉着酸痛的太阳穴，冰冷的晨风掠过，他伸手拉了拉崭新的军装，想想自己已经是个不愁吃穿的解放军战士了，心里再次拥起幸福的喜悦。他虽然没到过南京，但知道它是家乡的省会，他的家乡—新沂，是江苏最穷的县之一，每年到了开春季节，就吃不上粮食，尽管没有人饿死，但是那种被饥饿折磨的感觉，对于把思维活动用于抑制饥饿的人群来说，如同灾难一般沉重。
他是家里的老大，下面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他自幼体弱多病，父母把他供到初中毕业，碰上文革，就缀学了。由于无法胜任农活，当大队支部书记的舅舅就按排他在村里的小学做代课老师，没有工资，按一个全劳力记工分。年初，他第一次参加征兵，因为身体不合格，没当上。这一次，征兵小组就往学校里，他费尽了口舌，舅舅又出面求情，再加上带兵的喜欢有文化的人，三方的劲使在一起，当兵的门就被挤开了.和全国所有的农村一样，在他的家乡，能当上了兵，就算脱离了苦海，如果在军队里入党提干，那就是不得了的事，家里人出门都带三分笑。因此，现在的他，一只脚已经跨出了苦海。
在寒风里吹了没多久，瞿中伦这对人马就被调到一号站台，和另一队新兵合编在一起。这队新兵和他们农村兵有明显的不同，不仅说话的腔调，走路的姿势，混身上下每个动作都有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就连他们戴在头上的军帽，后檐都比别人故意顶高一些。双方站在一起除了身上的衣服颜色一样，再难找到相同之处。
不一会，一列客车驶入一号站台，整支队伍上了最后两节车厢。瞿中伦被安排和一个比自己矮半个头，满脸孩子气的城市兵坐在一起，他十分惊讶，居然还有这么小的兵，和自己教的学生年领差不多。车轮刚动，小兵就站起来，四处张望着，末了，才把视线落在他身上。
“喂，你们从哪里来的？”对方直截了当地问。
“从新沂。”
“没听说过，远吗？”
“靠近徐州。”
“徐州，就是彭城，对吗？”别看对方小，却一点也不怯。
“对了，古代叫彭城。你们从哪来？”瞿中伦对眼前这个大孩子有了兴趣，因为他居然知道彭城。
“我们这一批都是南京的，我叫梁海生，你呢？”
“我叫瞿中伦，来，握个手。”
梁海生握着他的手问：“瞿是两个‘目’，还是羽毛的‘羽’？这两个字，我从来弄不清。”
“是双目。”
原来这批城市兵，正是今天早上开拔的海生那一拨大院子弟。接兵部队为了照顾自家的子弟兵，特地申请两节客车厢送他们到上海。说起来，瞿中伦这批农村兵还是沾了他们的光，享受了一次特殊待遇。
两人正聊着，朝阳出现了，很远就听到他的声音：“梁海生，原来你躲在这儿，害得我找了你半个地球。给你介绍一下，”他一拉身后的人说：“这是军院的赵凯，我姐的同学。”
还没等两人打招呼，他就把赵凯按在对面的座位上，弄得原本坐在那的两个新兵，摸不清什么情况，急忙站起来躲了出去。
朝阳这一番动作，让海生很尴尬，他天生怕大动作，偏偏朝阳总是喜欢大动作，他只能转向赵凯：“你也是卫岗的吧？我见过你。”
原来海生这批南京兵中，不光是他们一个大院的，还有一批老军事学院的子弟，赵凯便是其中一个，他答道：“没错，我和田丽娜一个班，比你大一届，就住你们宿舍后面的新三楼。”
南京的大院子弟，只要说到是卫岗小学的，就算是朋友了，因为他们相互间认识的人太多。
“知道吗？我们这两节车厢的新兵，全部分到‘南京路上好八连’所在团。”朝阳总算把屁股放在座位上说话了。
海生顿时对这则新闻来了兴趣，这年头，就算不知道“好八连”，谁会不知道“霓红灯下的哨兵”呢。他说：“那么，我们是在市区当兵了？”
“别做梦，带队的干部说了，离市区十公里远，是吧，赵凯？”朝阳说完了，才想着问赵凯，一看就知道这消息是他刚批发来的。
“对，在郊区，那地方叫大场，和南京江浦的大厂音同字不同。”
“那也不错，能和‘好八连’一个团，多神气啊。”荣誉在这一代人心里高于一切，海生理所当然地说。
“神气个屁呀，肯定会管得很严。”朝阳到现在都懊恼他老爸把他放到步兵里当兵。
“你知道南京路上好八连吗？”海生问旁边的新朋友。
“知道啊，不都上电影了吗。”瞿中伦微笑着说。
“行啊，老乡，那南京路你也知道喽？”朝阳向这个脸色菜黄的农村兵问了个低级问题。
“是不是上海最有名的十里洋场啊？”
朝阳到这会儿才正眼看了看坐在对面的瞿中伦。这一看，竟然大惊失色地叫道：“梁海生！”
“怎么了？火车还没出轨呢！”海生被他叫得几乎灵魂出窍。
“快看，这家伙还是个团员呢。”
三个都把脑袋凑到瞿中伦胸前，果然，他胸前的毛主席像章旁，还有一个小小的团徽。这一下，几个城市兵对他肃然起敬。海生问道：“你们那还有团员？”
“有啊，我是1965年入团的。”瞿中伦没有被对方想当然的话噎着。
“哇，那是老团员了，你今年多大了？”赵凯插了一句问。
1966年后，共青团作为一个组织，除了军队里，其他的都瘫患了。瞿中伦的团组织关系是暂时放在大队党支部，已经有三年多没过组织生活了。
“19岁，你们呢？”老团员客气地说。
“他16岁，我们俩15岁。”朝阳一个个点过来。
“都还不到参军年龄呢。”
“那不影响我们穿军装。”赵凯像是戏里念台词般地说。
农村来的瞿中伦，根本无法想像城市中大院子弟的生活，如果他听了海生最后一刻当兵的故事，只怕要目瞪口呆。
火车停在苏州车站时，带队的干部依然不允许任何一个人下车，他们只好坐在车厢里看风景。朝阳从挎包里拿出一个巨大的面包，剥开外面的纸，往桌上一放，说：“来，团员同志，吃面包。”
焦黄外壳的面包很诱人，瞿中伦还是拒绝了，从自己的挎包里掏出个褐色馒头，海生见了，不容分说从他手里拿走了褐色馒头，又从自己包里掏出一个面包塞到他手里。城里的面包果真好吃，松松的，香香的，咸中带甜、入口即化。瞿中伦一边谢梁海生，一边心疼地看着他把自己的馒头掰散了，放在小桌上玩弄着。
“这就是你的干粮啊，咬都咬不动。”海生难以置信地说。
他哪里知道，这馒头，是瞿中伦家里最好的食物了。
离开苏州，又开了一个多小时，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了，新兵们被命令下车，梁海生四处寻找，才找到一个很小的站牌。
“真如车站。不是说到上海了吗？”他自然要质问新闻发布官田朝阳。
“你看到箭头方向两个小字吗，”朝阳得意地说：“上—海！猪！”
（二）
“南京路上好八连”所在团，是支终年在上海滩担负守卫和警卫任务的部队，纪律森严，作风硬朗。从新兵连开始，甭管你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都将尝到非常严格的军人生活。梁海生所在的新兵连共四个排，等训练结束，他们将分到一营四个连里，田朝阳在一排，自然会分到一连，海生、赵凯和另一个军院子弟李一帆在二排，日后会分到二连，还包括火车上认识的瞿中伦。
“我们，是祖国的钢铁长城！我们，担负着保卫大上海的重任！我们要时时刻刻捍卫南京路上好八连的荣誉！……”新兵连第一天上课，连长一番豪言壮语，点燃起100多个年轻战士心中的火焰，所有的人随着连长一块振臂呼喊口号，从没经历这种场面的海生，小心脏立马变得强壮无比，他站在队伍里为自己能成为其中一员而兴奋。会后的讨论会上，当场就有人咬破手指写了血书，消息传到海生所在的班，班长立即坐不住了，要求大家效仿，表示自己对伟大领袖的忠心。可怜梁海生，暗地里使劲咬了咬自己的手指，活生生地疼痛，令他怎么也咬不下去，再看周围的人，没见谁咬破了自己的手指，他心里万分佩服那个写血书的人，推测他一定有什么窍门，于是把手上每个可以下口的部位都咬了一遍，还是下不了口。最后，还是瞿中伦想起验血时医生的方法，拿个缝衣针，在每个人的中指上扎一下，挤出血，按在自己的签名上，顿时斑斑血迹跃然手绢上，算是印证了他们的决心，乐得班长屁颠屁颠去交差了。
紧急集合，是新兵训练最不好玩的事。连部总是拣早晨起床之前，突然吹响紧急集合哨音，听到哨音，所有的人员都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穿好衣服，打好背包，扛上枪，跑到指定集合地点。其中最难的是打背包，第一次紧急集合，手脚麻利的梁海生，三下五除二就打好了背包，率先冲了出去，手脚慢得什么洋相都有，有的把三横二竖的背包打成了麻花，也有的鞋没穿好就光脚跑了出去，最惨得的是瞿中伦，怎么也打不好背包，干脆抱着被子跑到集合的操场上，原本紧张无比的队伍，“哄”得一声全笑开了，海生更是笑到肚子疼。
和天天在笑的海生相反，田朝阳则是无一日不在抱怨：“你喝了中午的菜汤没有，连涮锅水都不如，轮到我打汤时，连一片白菜叶子都没留下。”
海生一点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但他喜欢朝阳时不时没心没肺地嚷嚷，于是，笑呵呵地说：“那你还算好的，等我去打汤，连汤桶都收了。”
其实，朝阳也不是不能吃苦，他是那种吃了苦必须嚷嚷心里才舒服的人。而海生则是那种只要是刺激，无论苦和甜都能让他兴奋的人。喜欢刺激的孩子，通常活得很累，当然也活得更深刻一些。这世上总有些人喜欢活得累一些，否则生活对他们来说，毫无趣味。就像海生，此刻他喜欢上了军队里的任何新鲜事，他梦想用最快的速度成为王干事，郭班长那样的人物。他从没想过什么叫一腔热血，但当他把领章帽徽缝在军装上那一刻起，就暗下决心，要做个像他们一样厉害的军人。
然而，一件从天而降的倒霉事件，硬生生的砸得他晕头转向。
到达军营的第六天，是伟大领袖的生日，为了庆祝老人家生日，晚饭全连吃菜肉面。新兵连难得吃一顿荤，饭桌上，梁海生一高兴，随口说了句：今天，我也过生日。此话一出口，饭桌上立刻鸦雀无声，所有的人都被他的话吓坏了。一看这架式，海生伸了伸舌头，不再吭声，继续吃“寿面”。
他没料到自己捅了个大篓子，晚点名时，表情严肃的连长对着100多人说：“今天，准确地说，就在晚饭时间，我们连出了起反革命事件，当全连上下纪念伟大领袖诞辰时，”他说到这，下面一阵骚动，原来他把“诞”念成了“延”音。他对着骚动的声音一瞪眼，提高嗓音说：“有人，居然说他也过生日，这是非常严重的事件，严重到什么地步呢？是现行反革命行为！说这句话的人，不要以为自己年纪小，是干部子女，就可以不负责任。他必须做深刻的检查，并把检查送到连部，检查不好，不准睡觉！他所在的班，回去后立即开个批判会，要肃清流毒不过夜！”
站在人群中的海生，这时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虽然他才15岁，又躲在大院深处，但“现行反革命”这几个字的印象，他多少能找出一些：胸前挂着牌子，头上戴着高帽，被人押着在大街上批斗。他往四处一看，仿佛所有吃了寿面的人，这会都在摩拳擦掌地看着他，那些目光就像无数把利剑刺向自己，他感到自己快要爆炸了。一解散，别人都往回走，唯有他往前走。
他快步走到正欲离去的连长面前，先敬礼报告，连长一看是他，“嗯”了一声，连礼都没还，背着双手，脸转向他，算是等着他说下去。
“我要求给我平反，我确实是12月26日出生的，你可以查一下我的出生年.月.日。”当他说出最后几个字时，语音已经哽咽。
“你的事，我们会调查的，你先回去做深刻的检查。”
从连长冷漠而又威严的面孔上，他看不到一点希望。
回到宿舍，全班早已围成一个圈，等着他入坐。纵然他从小听惯了大小官员的喝斥，此刻空气中凝结的凶险，还是令他混身不安，他下意识地把两只手攥得紧紧的坐下。
班长郑重宣布；现在开会。他话音刚落，梁海生迫不及待地说：“我向毛主席保证，我的生日就是12月26日。”
向一个过生日的人发誓今天也是他的生日，坐在一旁的赵凯听了，差一点要将肚子里的寿面喷了出来。这时，海生身旁一个穿着肥大军装的小个子，猛地站起来，用一种侉侉的方言说：“你保证有什么用，难道连长会说错吗！”另一个又高又壮的山东兵接着说：“就你这话，在俺家乡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赵凯一看，不服气地说：“你别乱扣帽子，万一今天就是他的生日呢。”他话没说完，就被副班长打断了。副班长是浙江兰溪人，乡音特重地说：“你不要包庇他噢，你们城市兵就喜欢穿一条裤子。”赵凯一听，立刻不高兴了，瞪着眼睛问班副：“你说说清楚，什么叫穿一条裤子？”
七嘴八舌之后，全班伊然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城市兵，只有两人，一派是农村兵，五湖四海都有。这时，一直没说话的瞿中伦细声细气地说：“我相信小梁说的是真的，如果他是胡说，也不会到现在还不认错，还是请班长到连部查一查他的出生年月。”他这么一说，几个农村兵全楞住了，他们没想到他会替城市兵说话，这一下，双方的力量立即发生了变化，他们只好把目光投向班长。此时的班长，心里也明白瞿中伦讲的在理，只是今晚的寿面，是为伟大领袖的，岂能让这黄毛小子沾光。于是他说：“就算你是今天生的，你也不能说‘今天你也过生日这句话’。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你都要严格地检讨自己的错误。”其实，他心里想说的是：你不配说今天你也过生日。
文革的时候，有一种风气，用打倒别人的手段，来证明自己才是最革命的，对于那些不容易打倒的人，就采用伪推理的手段：先用革命的权力，把对手绑在反革命的绞架上，然后再做推断，这样一来，焉有打不倒的。今天的事，从一开始梁海生就被认定是该送上绞架上的人。即使他现在保持沉默，绳索也将套在他的脖子上，不需辩护，不需要证据，有公愤就足够了。中国有句老话很管用：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把你淹死！
人多的那一派，听了班长的话，心里顿时明亮了，纷纷开口应合，今晚，他们铁定要拿这个城里小子出气。梁海生呢，此时心里反倒是一阵轻松，他觉得班长给自己定的罪，还够不到“现反”的级别，在他单纯又豁达的心里，只要不是“现反”，这事就没什么了不起。
就在这时，排长进来了。他一到，乱轰轰的班务会顿时安静下来了。他看了一眼低着头的梁海生，说道：“经查核，梁海生的生日确定是12月26日，党支部决定，这件事到此为止，不再追究，但是，梁海生同志要接受教训，不该说的话，今后不要乱说。”
排长的话，仿佛解下了套在脖子上的绳索，海生陡然轻松下来了，立即十二分真诚地说：“我保证今后一定克服随心所欲的坏习惯，不该说的话，绝对不说。”
穿了七天军装，耳朵里听到的对他们这帮子弟兵的指责不下一箩筐，用的最多的批评词，就是“随心所欲”四个字，因此，他毫不犹豫给自己用上了。
散会后，海生跑到冰冷的夜里，对着星空长长地舒了口气，他庆幸自己躲过了一劫，他甚至觉得整个过程好玩刺激，仿佛有人拿一个套子想把自己套进去，结果是自己成功逃脱。逃脱就是胜利，胜利了就能扬眉吐气。他根本不去想万一被套牢怎么办？当然，对那些想套住自己的人，他还是气愤不过，想置我于死地，没门！对着身后魅影重重的营区他在心里大声说。
接着，他又得意地对自己说：“你不是常常找不到写日记的内容吗？今天这件事可以写一篇很好的日记，题目就叫‘一个惊险的生日’。”海生从12岁起就被要求天天写日记。不常在家的老爸，每次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检查他们的日记本。一开始，他的日记只有一句话，一行字，稍大一点，一句话变成两三句话，并且经常是补记，最野蛮的一次，他把一件和别人打架的检查，分了7天才写完。
相信很多人都有从小被逼写日记的经历。有的坚持下来，有的半途而废，半途而废的或许会羡慕坚持下来的，然则那些坚持下来的，亦不是天天去记，补记是常有的事，只是在形式上，日记是完成了。等到这个形式成为习惯，每天不写日记反而会难受。好比梁海生，参了军，没人约束他，反而喜欢写日记，因为他会在其中找到家的影子。
回到宿舍前面的走廊上，发现瞿中伦正坐在台阶上。
“你坐在这不冷吗？”他往他身边一坐，跟着大大咧咧地说：“谢谢你在会上说得那些话。”
瞿中伦什么也没说，只是淡淡地一笑，算是笑纳了。海生惊诧地看着他惨然的笑容，他摊开手掌让海生握住，手心里尽是汗。
“你又犯病了？”
“肚子又胀又痛，出来吹吹好多了。”
“你一定要去看医生。”海生也记不得第几次叫他去看病了。
瞿中伦依然摇了摇头。海生知道他的苦楚，因为在新兵连期间，如果发现身体有疾病，或者本人家里有政治问题等。随时可以退回原籍，瞿中伦生怕自己被退回去，就硬忍着疼不去看医生。海生不知道自己能为他做些什么，但是又觉得自己必须做些什么，于是就陪着他一块在寒风中坐着。
自打穿上军装后，在形式上，海生就从一个中学生转换为成人。确实，童年的一切：大院，发小们，所有玩耍的节目，迅速遗失在遥远的家乡。但是，在他那颗被扣在军帽下的小脑袋里，还是用15岁少年好奇天真和无拘无束的眼睛去扫描刚刚踏进的世界。和瞿中伦不一样，他不需要考虑未来，也没有责任的包袱，军队对他来说，无非是踩着父辈的脚印进来看看。然而，社会是一个一旦踏进来就甭想脱身的泥潭。今晚发生的“寿面”事件和眼前这个病痛缠身的农村兵，令他无意中拈到了生命的份量。
和瞿中伦分手时，海生感到心里很充实，不为别的，就为自己是唯一能和瞿中伦说心里话的人。
六十年代后期，中国不知怎么就成了世界革命中心，而解放军又是这个中心的钢铁长城。所有能成为这座长城一员的新人们，都希望自己能飞快赶上别人或者超过别人，成为真正的钢铁战士。所以，有些很平常的小事，在这里做到了极致。
比如新兵帮老兵洗衣服，就是新兵成长必须经历的事。但却把梁海生为难死了，尽管革命队伍里天天教育他，这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却怎么也下不了决心去帮老兵洗衣服，更让他看不明白的是，洗衣服都是偷偷地去洗，他在心里瞎琢磨了好几天，后来还是李一帆施舍般地点拨了他：“你傻啊，当着老兵的面拿他的衣服，他能让你拿吗，就算他心里乐的有人给他洗衣服，大庭广众之下，也不会同意，你偷偷拿了，他装着什么都不知道，这事才算漂亮。”比赵凯还大一岁的李一帆，见识就是不一样。
甚至还有这种情景，老兵泡在盆里的衣服，一转身就被早看在眼里的新兵，连盆都端走了。洗衣的结果，新兵将会得到老兵各种形式的表扬，老兵呢，被别人马屁拍到爽。这样的事既然两全其美，也就流传了下来。
新兵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打扫厕所。这事海生愿意干，虽然很脏，却比去抢老兵的衣服，少了许多别扭。打扫厕所的时间，总是在早晨大家起床之前，他或他们悄悄起来，挑着水，拿着扫帚，盆和桶等家伙，把厕所打扫的干干净净。这时，别人起床了，走进冲洗干净的厕所，一定会想是谁做的好人好事。
于是海生自告奋勇约了瞿中伦起早打扫厕所，大清早天还没亮，他俩拿上工具，挑着水，走进厕所一看，田朝阳几个人已经在里面干上了。
“朝阳，你小子可恶，抢了我们的活。”海生恨不得上去抽他。
“谁叫你们起的这么晚，对不住了。”朝阳捏着鼻子说。
“没见过你这么捣蛋的，我们水都挑来了。”
“好啊，那就留下给我们用。”朝阳说完，他那边的人全乐了。
结果第二天，他俩五点钟不到就起床，总算抢到了第一。新兵连有两个公厕，偏偏这个厕所有人抢，因为它是与连部的首长共同使用的，所以特别吃香。你想啊，如果你够运气，刚扫完，人还没走，连首长就进来了，当面夸你两句，这个印象分，高了去了。
好八连所在的军营，是当年日本人占领上海后建的标准化军营，军营中间是一个巨大的操练场，大到什么地步呢？新兵们场边练习瞄准，100米远的靶子，仅到操练的三分之一。据说日本人造这么大的操场，是做临时机场用。因此它不仅大，还坚硬平整，它的四周是统一格式的营房，红砖灰瓦，排列整齐，连每排营房之间的草地都一样大小。整个营区周围有一道两米深的人工河环绕，和外界严格区分开，营区的最北面，还配有一个宽50米，长200米的射击场。梁海生常常被射击场不断传来的枪声弄得心痒痒的，时不时地去问班长，什么时候能去打靶。
然而，他第一次踏进射击场，并不是去打枪，而是去看枪毙犯人。那天早上，新兵连接到通知有政治任务，全连随着大部队早早坐在靶场四周，进了靶场，才知道这里今天要举行公开枪决反革命犯大会。除了上千名军人，又陆续来了几千名民兵，一时间，红旗标语，随风猎猎，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靶场恍如成了革命的海洋。记得在中学时，学校里时常组织半夜收听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也是人山人海，灯火通明。但是怎么也比不上看枪毙人让人兴奋。
时近中午，一辆架着大喇叭的卡车，首先进了靶场，全场在大喇叭的带领下，一起高呼口号，口号声震得靶场中间的池塘都泛起了微波。紧随着广播车的是四辆敞篷大卡车，每辆车上有两名被持枪民兵押着的死刑犯，每个犯人胸前挂着大牌子，牌子上写着他的名字，名字被打上巨大的红“×”。最后一辆车上还有一名女犯人。她的出现，引起现场内一阵骚动，飞乱的头发盖住了她的脸，看不清她的模样，只看见一张白皙的脸庞。八个犯人下车时，腿脚早已不听使唤，被人硬生生地拽下来，再被人架起绕场一周，最后押到了长长的靶台上，跪成一排，每个人身后站着一个行刑者。
此时，口号声停了，全场突然变得格外安静，远远地传来行刑准备完毕的报告声，报告结束后，四周更加静谧，所有的人都迸住了呼吸，急待中，响起一声命令。只见第一个行刑者，上前一步，举起戴着白手套的手，白手套里是一把乌黑的手枪，对准了跪着的人的后脑勺。瞬间，枪响了，那颗脑袋像球一样弹起，又迅速聋拉下去，四肢开始挣扎，渐渐地，抽搐越来越慢，直到不再动弹。海生从小负责杀鸡，割断鸡的喉管后，鸡也会扑腾，等到它把爪子伸直，就是死了，眼前的场景，和杀鸡有几分相似。这时，行刑者老练地拿出一根细长的钢丝，从死者的后脑的弹孔穿进去，然后来回捅着，坐在海生旁边的浙江兵王铜再也忍不住，当即呕吐起来，坐在另一端的班长，甩过来一记严厉的目光，迎着目光，海生赶紧一耸肩，表示“不是我。”
那一边，枪决仪式依进行，最后一个是那女的，枪响之后，她向前一扑，倒在靶台的土坡下，身子仍在不停地扭动。
“打偏了”人群开始不停的议论，所有的眼睛盯着那将死未死的女人，只见行刑走上去对着那女人再补一枪。枪响之后，所有的议论消失了，天空中连风声也消失了，而那身体也不再扭动。
这时，民兵队伍中突然骚动起来，一群人围在了一起，然后有人从人群中挤出来，再然后，停在场外备用的救护车开进了场内。原来，有个女民兵昏了过去，这消息从靠近现场的人群中迅速散发，已经被刺激的不知所措的海生，听到这消息更兴奋了，原来，人真是可以吓昏的！
中午午休时，梁海生、赵凯，还有李一帆凑到了一起，赵凯余兴未尽地说：“我看到最后那个警察开枪时，姿势和别人不一样，这小子，瞄准时头是偏的，我当时就猜他打不死她，果然给我猜中了。”
“我不行，到现在还有些恶心，中饭我们班饭桌上的菜剩了一半，王铜一口都没吃。”海生很不愿意回想当时的场景。
李一帆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令人意外的话：“你们有没有想过，他们拉我们去，是杀鸡给猴看。”
谁小时候没见过路边耍猴的人呢？听了他的话，海生心里一怔，虽然这话听上去怪怪的，还有些反动，但是感觉有些与众不同的道理。新兵连的干部子弟中，李一帆就是个怪人。不仅因为他的军帽不是戴在头上而是扣在头上，还因为他一开口总说些与众不同的理。特别是他在新兵连的新年晚会上，朗诵了一首自己写的诗，令梁海生佩服的要死。那可不是什么人都能编的口号诗，一听那句子就是有功底的，与他相比，海生的内心是一片荒芜。在少年时代，差两岁就有了代沟，大的不屑一顾，小的诚惶诚恐。两年在学业上的差距，很可能有天壤之别，李一帆正好比他大两岁，令海生有了诚惶诚恐的资格。
枪毙反革命现场会结束没多久，梁海生又一次进入射击场。这一次是实弹射击，每个人6发子弹，他打了57环，赵凯比他多了一环，拿到了全连第一。这次是新兵训练结束前的实弹考核，在这之后，他们就要去真正的连队了。直到此时，他们才知道，一营的四个连队全在上海市区执行伟大领袖的指示：“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又简称“支左。”梁海生、赵凯、李一帆、瞿中伦分在二连，二连驻扎在市中心，离繁华的南京路几乎一步之遥。、
当兵当到南京路，海生没理由不高兴，在去连队，也是去市中心的行军路上，他像个快活的小鸟，不停地有问题要问来带队的老兵，把老兵问烦了，凶巴巴地说：“行军不准说话，你不懂吗！”
海生把嘴紧紧闭了三十秒，又张开，这次是对自己说：“这南京路应该是‘好八连’连驻扎，怎么是我们二连呢？”
过了一会儿，还是那老兵憋不住了，说了段令新兵梁海生永远记住的话：“南京路是香花毒草丛生的地方，最容易被资产阶级腐蚀，‘好八连’在那，万一出了思想作风问题，那不是给光荣称号抹黑吗。”
打小他就一直认为“好八连”和“南京路”，二者是连在一起的，现在才知道自己很傻，傻到两个明明可以分开的东西，却在自己心里分不开来。紧接着，他盯着老兵的后脊梁又犯了一回傻，他怀疑这个老兵，就是人们说的那种部队里的落后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