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分兵仪式是在一幢洋房的花园里举行的，据说这是一个资本家的房子，文革后，全家扫地出门，正好给“支左”部队使用，这是幢俄式洋房，奶黄色的外墙，半圆形的红瓦，窗门都好别致，院子很小，只有200多平方米，全连100多人站进去，就把它撑得满满的。分兵仪式又快又简单，赵凯分到二排六班，李一帆分到三排七班，他们三个城市兵自然不能分在一起。梁海生就被分到了一排二班，总算他还有一点可以高兴的，瞿中伦和他分在一个班。
嗨，从火车上分座位开始，我们俩就注定拴在一起了。海生朝他眨眨眼。
“我是沾了你的光，跟着你一直到大上海。”瞿中伦还是一贯不紧不慢地微笑。
二连的支左对象，是区里的教育系统，也就是中小学校，瞿中伦和副班长一个组，到培新中学，梁海生和班长及另一个老兵一个组，去明光中学支左。
班长蔡光勇，江苏武进人，和大哥津生同年，也确实像个大哥管着他，连每个月6元的津贴，都控制起来不许他乱花。
当他第一天跟着班长走进明光中学大门时，竟然听到一排整齐的声音对着他叫“解放军叔叔好！”他整个人几乎都蒙了，尤其是站在人群中的那些女生，一边甜甜地叫“叔叔好”，一边又交头接耳地说：“怎么这么小？”羞得他都记不清怎么走完从大门到办公室这段路的。
文革开始后，根据伟大领袖的指示：“工人阶级要占领上层建筑。”大批工人和军队组成的队伍，开进了大、中、小学和科研单位，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监督知识分子接受工人阶级改造，这批人，史称“工宣队”，“军宣队”。
转眼间，昨天还是中学生的海生，今天摇身一变成为一名参与学校领导工作的“军宣队”员。更有趣的是，在“工宣队”，“军宣队”联合工作会议上，很严肃地分配他去管红卫兵团工作。红卫兵团里的一帮负责人，全是应届毕业生，正好和他是同届的，70届，不久前的他，还是个调皮捣蛋的落后学生，现在呢，用他在给东林的信上的话形容，就凭这一身军装，混成了一个“人模狗样”的领导。打小就害怕领导，更害怕当领导的海生，只能硬着头皮去接受一个领导的头衔。且不管梁海生之辈懂不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他来说，支左生活和枯燥的军营生活比起来，当然是好玩的不知有多少倍。仅仅是每天两次从“大世界”门口走过，他心里就有一种跳跃般的冲动。因为这是上海唯一留在他幼年记忆中“白相”的地方，由于文革，它现在被贴上“封、资、修”的标签而关闭了，每次路过它，他都会用手去抚摸它粗糙的外墙，或者跳起来，透过紧闭的窗户向里探望。为此，他不知被走在身后的班长批评了多少次。
没多久，他已经和一帮红卫兵团的学生干部混熟了，为了让他们接纳自己，他毫无保留地交待了自己和他们不仅是同龄，同届，还同样是上海出生的人。他一有空就混到团部小小的办公室里，门一关，大家都是一般大的，他们叫他小梁或者小解放军，他都不在意，他喜欢看这帮红男绿女争吵，打嘴仗，说着脆脆的、酸酸的上海话。比起大院里的孩子，他们更有趣，懂得也多。在这个小世界里，他们是表演者，他只是旁观者。有时，他也会跟着他们一起溜到隔壁宁海路上，吃五分一碗的阳春面，一毛一碗的小馄饨，他压根儿没想过要建立什么威信，在他年轻的心里，威严是个毫无趣味的字眼，怎么比得上开心重要。在“自尊”这个对东方人无比重要的字眼面前，他还是个很迟钝的孩子，也许等到将来脑子里装得东西多了，迟钝少了，他会对威严另眼看待。
青春初临的人们，最喜欢给周围的人配对，其实是因为他们私下常常给自己配对所致。团部这群男女把最安静，最“木兮兮”的女孩子和梁海生配成了一对。起因是这女孩有一天说，小梁人老好的，从来不板面孔。两人的关系就此被大家定了。每当大伙拿他俩开玩笑时，梁海生就装作很大度的样子，坦然一笑。这个昔日在大院被女孩子瞧不起的梁老三，现在能被人配对，怎么也算乌鸦变凤凰了，人一得意就会大度。偏偏是那女孩子对这个好欺负的小解放军真有了几分好感，第当他来到团部，她都忙着给他端菜倒水，弄得他好不尴尬，不是因为他害怕违反纪律，而是此时，在他心里悄悄喜欢上了另一个女孩子。
他第一次遇见她是初到学校不久，人生地不熟的他正好在团部门口和她打了个照面，凭多年坏孩子的直觉告诉他，眼前这个优雅，沉稳的女生，一定是个学生干部，他笨拙地，却又装作很有礼貌地问她：“你好，你们团长在吗？”
“你找她呀，到那一间问问。”她一开口，一种很甜美的声音瞬间化入他的心里。
海生的脸一下就红了，急忙说：“不好意思，我以为你也是红卫兵团的。”
“没关系。”她优雅地一转身，拧开了另一边播音室的门，临进去时，悄悄地朝他抿嘴一笑。
那乍现即逝的顽皮，当时就把海生钉在了那扇门上，这个貌似拒人千里之外的女孩身上，隐藏着一种亲切的，仿佛是他一直在想往的东西，令他突然有了想和她接近的欲望。
明光中学有两个名气很响的女生，一个是风风火火的红卫兵女团长，还有一个就是把海生电的神魂颠倒的学校播音员—丁蕾。每个学校的播音员，几乎都是校花，丁蕾就是明光中学的校花。她是那种不艳丽，却天生能摄住人心的美人胚子。除了长得标致，她身上还散发着一种清澈，纯静的气息，这种气息能让人的内心随之一块明亮，后来，海生才知道这种气息叫做“优雅”。
人就是这样怪，如果海生还是个70届的在校生，一个尘埃般的人物，丁蕾那一笑，是绝对电不到他的，然而，他现在有了一身的光彩，自信心也随之膨胀，竟有了胆对优秀的女生动心思。一连几天，他都难忘那一瞥中的偷笑，她那“顽皮的一笑”就像一组密码，他无法破解它，却又深深的痴迷它。如果每一个人的青春期都是被唤醒的，那么丁蕾就是唤醒他青春的使者。她使海生突然发现生活中的另一个窗口，另一类阳光从那照了进来，虽然只是一抹，却通透了全身。
丁蕾虽然身处重要岗位，但她却不是红卫兵，更不能成为学生干部，原因很简单，家庭出身不好，她父亲是资本家的儿子。在红色年代，红卫兵组织不允许黑五类分子的子女加入。但是， 丁蕾小时候是少年宫的报幕员，论嗓音和普通话，全校几千人没人比得上，播音员自然非她莫属。此外，能让学校革命委员会的革命意识出现小小的短路，让她通过政审成为播音员，也许和她甜美，文静的气质有关。
梁海生没费什么力气，就把丁蕾的身世弄得清清楚楚，他才不会被“资本家”三个字拴住，自此，他最喜欢做的工作就是把校革委会的稿件拿去广播室交给她念。每当有这种机会出现，他就可以冠冕堂皇地站在她身旁，一直等到她念完。因为，校革委会的稿件，好歹也沾了政治的边，万一念错了，他可以立即纠正，否则就是政治事故，甚至会是反革命事件。
听丁蕾念稿件，实在是件妙不可言的事，那柔和的声音既悦耳，又有韵律，轻轻地从海生心上滑过，又消失在一个遥远的不可知的地方，与它一同消失的，还有他的灵魂。这时的海生，还没什么“邪念”，也没学会如何和女生搭讪。是那种一和女生说话就会脸红，对熟悉的女孩又口无遮拦的男孩。不攀谈也无妨，能有机会听她念稿，他就很满足。当然，他也很想和她套近乎，把憋在心里那些没头脑的话说给她听，只是他张不了口，又是解放军身份，又是异性，他肚子想说的，又尽是些端不上台面的东西。
军宣队里有个规定，监督播音时，必须把播音室的门打开，免得关上门，里面发生什么事会被别人误解。这个规矩，反倒帮了他的大忙，那天，海生在监督丁蕾念稿件，楼道里一阵疾风吹进，把放在桌上的稿件掀落了一地，无法停止念稿的丁蕾只好用眼睛示意他，海生一见，闪动身形，左高右低飞快地把散落在地上的稿件都捡了起来，一数，独独缺了第三页，他看了一圈，才发现那一页正好被丁蕾踩住了，他蹲下身去捡，却被下一个动作难住了，因为播音的时候，旁边的人不能说话，他不知道怎样告诉她把脚挪开，不知是该敲她的脚呢，还是拉她的腿，这事要是站着的是顾青，顾红，他一把就把她们推开了，可眼下，偏偏是不敢造次的丁蕾，三思之后，只好拽了拽她的裤脚，等她把脚抬起，赶紧拾起那张纸。丁蕾这时正好念完第二页，急忙去拿他手上的第三页，不知怎地就抓住了他的手，她慌忙丢开，随后又害羞地看了他一眼，海生见了，心里忙不迭地说了无数个“没关系”。
稿件念完后，海生默默地按程序收好文件，正准备离开，丁蕾叫住了他：“刚才麻烦你了，谢谢。”
“没关系。”被表扬的海生，腼腆又强装潇洒地离开了。有件事，说出来也不坍台面，这么多天了，他都不知道如何把自己的名字告诉她。
反倒是这天以后，丁蕾在梁海生面前拆除了矜持的篱笆，总是主动的和他打招呼，两人之间的话也多了起来。
“梁同志，”丁蕾很坳口地称呼他。
“你叫我小梁就好了，或者直接叫梁海生也行。”总算完成了告诉她名字的重大任务，海生心里如释重负。
“为什么叫海生，难道你生在上海？”
丁蕾晓得了他的名字后，继而晓得了他是生在上海的城市兵，并且，是个和自己同届的小解放军。女孩子到了她这个年龄，身边总少不了献殷勤的，尤其像丁蕾这样的，从同学到老师，到工宣队，想和她套近乎的大有人在，既使在这个禁欲的年代，也无法阻止爱美之心人人有之。见过各种脸面的丁蕾，面对走近的海生，心里一点都不怵，反倒是对他腼腆的气质有几分着迷。
禁欲年代的男孩子呢，一半以上是腼腆的，但腼腆又各有千秋，有的是茫然的，有的是做作的，有的是不知所措的，有的是想的太多的。而海生的腼腆是天生的，是一眼就能清澈见底的那种。这样的男孩子是无须防范的，两人熟了后，丁蕾会大大方方地叫着：“小梁，麻烦你一下……，”看着他屁颠屁颠去办了，回来时，给他一个灿烂的笑脸。有时两人碰上了，会并肩走上一段，像老朋友似地说几句无关紧要的体己话。和丁蕾的交往，撞开了人生另一扇门，那种无法表述的甜美让海生发现了生命的另一个层次，相比之下，原有的人生是那么的粗俗和不堪回首，他忽然觉得这就是他人生的追求。
然而他没想到，他和丁蕾这点小小的友谊，早已被同伴们捕捉在眼里，在军宣队的内部会议上，那个老兵明确的批评他往广播室跑得太勤，并冠以“有思想问题苗子”的帽子。这时，所有参加“支左”的军人，内部第一戒律就是“拒腐蚀，永不沾”，严防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倒，严防的第一步，就是把“思想问题的苗子”消灭在萌芽之中。
班长蔡光勇也一改往日的笑脸，严肃地说：“小梁，你年级虽小，又出生红色家庭，还是要防止被资产阶级的香花毒草熏倒。”
多年后，海生才懂得“花不迷人人自迷”的道理，可眼下，他被两个老兵讲得脸红心燥，似乎自己已经成了一个阶级立场不稳的人，如此大是大非问题面前，他岂敢怠慢，当即挺着胸脯保证，自己决不会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倒。
文革是个群体疯狂的年代，当你处在一个疯狂的群体里时，个人的情绪就会随着群体水涨船高，当群体有人指责你时，你就会竭力改变自己，生怕成为群体的落后分子，被群体抛弃。
（四）
转眼到了四月底，为了迎接红五月的到来，全市展开“刮红色台风”行动。简而言之，“刮红色台风”就是打击流氓阿飞等一切妨碍社会治安的行动。上海这个城市就是怪，你说全国人民都在忙着参与把无产阶级方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光辉运动，偏偏在上海滩有些人逍遥自在，无事生非地爱穿喇叭裤、小脚裤、高跟鞋、烫着飞机头、大包头，乘着夜幕，成双成对在外滩、人民公园、南京路……等无产阶级土地上，搂搂抱抱，更有甚者在公园的角落里做出苟且的事来，这些人，当然要让他们尝尝无产阶级的铁拳。
行动定在四月三十日晚上九点正式开始，全市所有的工宣队，军宣队，警察和基层干部联合出击。明光中学地处大世界和八仙桥之间，1949年以前，这里是著名的红灯区，至今还有暗娼出没，因此，区里的“红色台风”指挥部，就设在学校里。到了九时整，参加“红色台风”行动的数千人，浩浩荡荡从这里出发，奔向大街小巷。
当晚，凡是穿着奇装异服行走在街上的男男女女，都会被押送到指挥中心来，手拿剪刀或剃头推子的工宣队员，会毫不客气的把烫成各式各样发型的头颅们，直接推成光头或阴阳头，高跟鞋底统统被敲掉，最惨的是穿着喇叭裤、小脚裤的男女们。大剪刀毫不客气就从裤脚处一直剪到大腿。尤其是那些女的，一剪子上去，露出雪白的大腿，全围观的人个个眼里放出光来，就快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还好大家都是革命队伍里最坚定的一群人，换了国民党、小日本、场面早已两样了。
这种大爆的场面，军宣队是不允许参加的，他们只负责在旁边登记身份和批评教育工作。当一个年轻妖娆的女人被剃了阴阳头，剪开裤腿后，索性露出大腿坐在地上嚎啕大哭，海生在一旁怦然心动，他不知道该往哪看，此时眼睛已经不听使，还好有街道阿姨在场，上去把那女人拖了起来。
“红色台风”一直刮到半夜两点才结束。送走了指挥中心的头头们，回到办公室，兴奋无比的工宣队师傅和军宣队战士还在谈论各自遇到的精采故事，蔡光勇乘机教育梁海生：你看到了吧，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就藏在我们身边，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说者无心，听者却是有意，此时的海生，脑子里还盘旋着那女人雪白的大腿，被班长一说，脸上不禁一红，他以为自己的心思被别人逮到了。
正在这时，丁蕾兴冲冲的出现在办公室门口，一见满屋子都是人，急忙退了一步，站在门口朝海生眨眨眼，示意他出来。今晚她在广播室负责广播找人工作，所以，一直忙到现在没回家。海生看见她的眼色，立即抬腿往门口走，才走了半步，又停了下来，他本能地感到班长和那个老兵都是背后注视着他。这时，和海生一块分管红卫兵团的年轻工宣队师傅说：“丁蕾，你进来吧。”丁蕾双手背在身后没动，只是用眼神急急地看着海生，海生脸上挂着几分窘迫微笑走了过去，丁蕾急忙把背着的手拿出来，只见两只小手，一手抓了个热乎乎的大包子，她往海生手里一塞说：“烫死我了，”跟着就想走。海生懵里懵懂接下两个包子，猛然想起自己才向班长他们做的保证，觉得这两个包子不能收，一句半真半假，半开玩笑，却是要命的话飞出了口。
“这是糖衣炮弹，我不要。”
转身欲走的丁蕾，脸色刷地一下由腓红变得惨白，她恨恨地看了一眼还在干笑的海生，掉头狂奔而去，生怕被那些人看见自己不争气的泪水。海生在门口楞了好一会才回到屋里，手里两个包子像被贴上坏东西的标签一样，死气沉沉被拿捏着。
“我不要，她一定要给我。”海生表情委屈地向班长解释，心里却空荡荡的。
工宣队长老姚师傅笑呵呵地说：“小梁，你的警惕性太高了，这是街道里送来的夜宵，是专门犒劳我们的。”
海生一听，心里更难受了。在说那句话之前，他只想到自己的处境，话一出口，他就知道伤害了丁蕾。在革命年代，每个人都得承受革命的压力，而表现革命的方式，往往靠比别人更革命的表演，这种表演的结果，必定会伤害到他人。
梁海生，这个半年前还不问政治，不懂人情事故的16岁大院子弟，自从跨进革命队伍，就被革命潮流引领着往前走。在这个队伍里，他一直是被指责角色，这些指责使他不敢怠慢自己身上的坏毛病。每当新一天开始，他都希望自己的行为不再被别人指责，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一个初出茅庐的孩子，只能用幼稚的头脑，指挥他去做“伟大的行动。”
如今，当他为自己的行为后悔时，没人会告诉他如何才能抹平对她的伤害。在一个私人伤害只是微不足道的伟大时代，人性已经成为流浪汉，被冰冷地拒之门外。幸好，在海生浮浅的内心，还隐藏着一个他独有情钟的座右铭，那就是初读《红楼梦》后，留在他脑子里的唯一一句话：“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
随后的几天里，他天天都去播音室，用了很多方法，希望能换来她一个笑脸，那怕像两人初次见那样，偷偷地一笑也行，然而，丁蕾始终面若冰霜。可怜他一个站在岸上的革命公子，又怎能理解挣扎在水中的她对世事的敏感和忿恨。他竭尽了全力也无法把她封闭的心门再次打开，到后来，他已经不期待她的原谅，只希望她能给他一个机会，让他真心说一声：“对不起。”这样他就能放下心里无法承受的沉重，答案却依然是绝望。丁蕾用完全心视而不见的方法对待他，以致于他后来都不敢进播音室的门。
在差不多认识丁蕾的同时，海生还结时了明光中学的另一人“怪人”，一个患过小儿麻痹症，走路需要柱着单拐，戴了一付镜片厚厚的眼镜，背走家庭出生不好的十字架的音乐老师。每天7：30分，他穿着一身永远不变的蓝中山装，一拐一拐地走进学校，再一拐一拐地从一楼走上三楼的音乐室，音乐室的门总是在他佝偻的背影后又紧紧地关上，几分钟后，悠扬的琴声在期待中响起，飘荡在楼道里，直至整个大楼。
他姓谢，30多岁了，还是单身，没成家不光是腿的原因，更多的是家庭的原因。谢老师总是把自己关在音乐教室里，除了关不住的琴声，和外界没有更多的接触。让海生着迷的最先不是他的琴声，而是他的残疾和他的独僻。每当他从海生眼前走过，海生都会想，这谢老师一定是个有很多故事的人。
最初，他尝试着每次见面时都和他打招呼，好在他现在有底气和别人打招呼了。甚至在楼梯遇见到，主动去扶他一把，虽然被他笑着拒绝了，但两人之间互相有了好感。后来，他去听他的音乐课，坐在最后一排听他讲解音乐乐理，谢老师总会给他一个亲切的微笑。
海生曾私下推测谢老师弹的都是被批判的东西，所以才把门关得那么紧，因为文革开始后，除了少数革命歌曲，其余的曲目全都列入“封、资、修”行列。包括曾经的革命歌曲。如脍灸人口的“洪湖水，浪打浪”，所以，除了耳熟能详的那几十首革命歌曲之外，任何陌生的曲子都会让人起疑。后来，他才知道谢老师弹的都是练习曲，顾名思义，为练习所用。资产阶级要练习，无产阶级也要练习，因此没人干涉。其实，海生知道了其一，并不知道其二，练习曲里依然有许多世界名曲。
这时的海生，绝对是个音盲，不同的是，他是那种由于隔绝制造出来的音盲，一旦谢老师的琴声流进了他的心里，他的心扉一下就打开了。和丁蕾闹僵后，终日迷茫的他，索性在谢老师练琴时，悄悄地坐在琴室的一角，去感受从另一个角落里传来的音符的洗涤。也只有这恍若隔世的琴声，才能使他忘却淤积在胸中的忧郁。